国家赔偿何时走出模糊地带系列报道之五创新赔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件。

说其典型，不仅仅因为其曾经被首席大检察官几次点名，也不仅仅因为其只是一个是否该赔或赔多赔少的普通案件，而是因为其事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重要指示能否真正得到落实。

2019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点名指出，2018年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检察建议，在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指令下，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纠正了对邹俊敏贩卖毒品罪错判一案，由原判无期徒刑的贩毒罪改判为非法经营罪、二年有期徒刑。在3月两会期间，张军检察长向全国人大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时再次点名邹俊敏贩卖毒品案，作为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行使法律监督权获得纠正的典型案例。应该说，福建邹俊敏一案不仅在获得纠正改判方面具有典型意义，而且在获得改判后因错判造成超期羁押12年计4386天至今却得不到国家赔偿，也具有典型意义，值得国家赔偿理论界和实务界深入研究。

从邹俊敏案到宋杨禄案的忧思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重要指示下，司法机关发现、纠正了一批冤错案件，并依照国家赔偿法对有关当事人给予国家赔偿。这些举措对于重塑司法公信力，维护司法公正，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国家赔偿法有的规定比较原则，在执行中理解不同，以致一些本应当给予国家赔偿的案件却未能获得赔偿。其中因错判罪名导致当事人超期羁押，经再审撤销原判罪名却得不到国家赔偿的问题最为突出。

邹俊敏一案就是一起典型的案例。

据了解，2004年，27岁的邹俊敏因买卖当时国家并未列入精神药品的盐酸氯胺酮注射液获利仅元，被法院以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经长期申诉，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过问下，服刑14年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对该案提起再审，最终撤销贩卖毒品罪，改判为非法经营罪，处以二年有期徒刑。但此时即使扣除再审改判的二年，邹俊敏因原审错判已被超期羁押长达12年计4386天之久。但他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赔偿申请后，法院却以对其原判贩毒罪改为非法经营罪不属于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三项规定的应当给予赔偿的“再审改判无罪”的情形为由，驳回其赔偿申请。这就使司法机关对该错案的纠正大打折扣。

据了解，此类案件在国家赔偿司法实践中并不鲜见，多年前发生的宋杨禄、宋学强案件也是如此。

>>2018年8月21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向邹俊敏宣读再审判决，邹俊敏的贩毒罪被改判为非法经营罪。 资料图

>>2015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驳回了宋杨禄的国家赔偿申请，其中提到“你系由同一犯罪事实重罪改为轻罪……不属于再审改判无罪的情形”。 资料图

2000年10月，宋杨禄与洛阳商人张某签订了承包协议，由宋杨禄承建玻璃厂南路仿古一条街的门面房。工程完工后，由于双方事先未约定如何结算工程款发生争执。宋杨禄到洛阳市清欠办等部门反映过多次，也未得到解决。2004年7月30日，宋杨禄的儿子宋学强和为宋杨禄干活儿的几位民工携带钢管、弹簧刀、胶带和注射器将正在开车的张某堵住，威胁让其通知家人准备17.6万元送到宋家开的诊所。张的家人将钱交给宋杨禄父子后，两人在银行存钱时被警方抓获。该案经当地法院两审终审，认定宋学强等七人扣押人质并且具有勒索他人财物的目的，构成了绑架罪，对被告人分别判处10年至五年不等有期徒刑。

2010年10月14日，河南省高院经再审作出判决，认为原判决审判程序合法，但适用法律错误，撤销原判，将原判绑架罪改为非法拘禁罪，并对各被告人刑期分别改为二年零六个月、二年和免予刑事处罚。

2012年9月11日，宋杨禄等七人以原生效判决罪名认定不准，导致多服刑期不等，其中宋杨禄多服刑1351天为由，向洛阳市中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

两年后，洛阳中院作出了赔偿决定书，认为只有无罪的人被超期羁押才能得到赔偿，有罪则不应当赔偿，而宋杨禄等人最终还是有罪，“尽管其被超期羁押，但是国家依法不承担赔偿责任”。

从一罪改判到全案改判的省思

上述错判罪名虽获得改判，但因错判导致的超期羁押却得不到国家赔偿的不公正现象严重违背了再审制度的本意和国家赔偿制度的初衷，也大大损害了发现、纠正冤错案件的政治效果和法律效果，有悖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要求。

文章来源：《模糊系统与数学》 网址: http://www.mhxtysxzz.cn/qikandaodu/2021/0402/459.html